王有志解释说，按照规定，鹿茸入药需要国家食药监局或卫生等部门依法批准，标注“国药准字”等字样，在政府部门网站上直接可以查询。而这种胶囊根本没有药品批准文号，属于典型的“假药”。

　　根据规定，产品名称与药品通用名称相同或相似的;标识与药品通用标识相同或相似，并足以让公众认为是药品的;标识或说明书宣称预防、治疗人的疾病，并规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的;主要成分是药物成分的等，都属于非药品冒充药品。而这些非药品在“冒充”药品时，常常把卫生许可证号等其他号码打印在包装盒去，以假乱真、冒充批准文号，甚至直接假冒一个已经批准的其他药品的文号，导致一个文号出现多种产品的乱象。

　　“场外交易”手法隐蔽跨区流通难查源头

　　国内保健品市场“乱象”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近年来，政府部门屡次重拳整治，仍未彻底遏制。记者采访发现，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不法分子已将交易悄悄转移至地下或网络，其手法更趋隐蔽。同时，由于保健品进入各地市场销售几乎没有门槛，对于掺杂造假等违规行为，执法人员常常面临源头追踪难、调查取证难、异地查处难等尴尬。

　　违规保健品“场外交易”更隐蔽

　　2010年以来，上海共抽检各类保健品1843件，抽检量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基本覆盖了超市、药房等主要销售渠道，产品抽检的总体合格率达到90.8%。

　　这其中，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上海本地的保健品生产企业，以及超市、药房等销售渠道的保健品合格率分别为100%、98.6%和96.2%，而各类保健品专卖柜台经营的保健品抽检合格率比较低，仅为67.5%。

　　凯旋门、福佑门保健品市场，是上海两家主要的保健品专营市场，同时也是华东地区比较重要的保健品批发市场。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中发现，一些经营者采用柜台展示与产品交易分开进行、场内谈价场外提货等方式，想方设法地规避监管。例如不久前，执法人员在柜台产品检查之外，抽查了市场门口的一辆物流车，并在装卸的货物中发现了问题，结果没有一户经营者承认是货主。

　　记者的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凯旋门保健品市场一个销售减肥类产品的柜台前，记者注意到，柜台上摆满了很多宣称功效显著的减肥产品，但用手一拎，却发现只是空盒子。当记者表示想购买这一产品时，老板神神秘秘地说：“你要买多少?告诉我地址，我给你寄过去。”

　　“一方面，我们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不法分子逃避监管的手段也层出不穷。”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稽查处处长王有志表示，把假冒伪劣的保健品藏匿在仓库，甚至民宅中，只在货架上摆放产品的包装盒，导致监管部门无法对实际样品进行抽检;即便发现包装盒的批号、说明等存在问题，也无法对经营者进行切实有效的处罚。

　　市场“大流通”追踪溯源难

　　目前，我国对于保健品的销售并没有设置的特殊门槛，只要取得普通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即可。保健品市场这种“大流通”的特点，使得保健品零售点的开设较为容易，而且量大、面广，但监管部门要追查违规产品的源头、彻底端掉掺杂造假的窝点却并非易事。

　　据了解，今年上海启动专项整治以来查处的三批、共37种违规保健品，其生产地点均不在上海。“我们在一些专卖店、专卖柜台查出有问题的保健品，而产地是外省市，就算对相关经营者进行了处罚，一是没有太多违法所得，难以起到震慑作用，二是无法对源头形成有效打击，从根本上予以遏制。”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监察处副处长戚柳彬对记者说。

　　他表示，在查处违规经营商户时，执法人员通常需要索证索票，并查看销售记录。但一方面，这些经营户往往说上家没有提供出货凭证;另一方面，从销售记录来看，其销售产品的违法所得寥寥无几，甚至无法维持日常的经营，因此处罚金额也很低。而监管部门一旦要追踪溯源，就涉及跨地区调查和执法，协调难度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