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托管协议赋予了株洲市政府经营者和重组人两个角色，随后政府方面派驻官员高调入主。其派驻的官员文迪波亦是官员与企业家双重身份兼于一身。政府显现出大包大揽的“气魄”，但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此被跨越。

    　投资环境被伤害

    　而无论是经营还是引资，作为真正股东的李途纯和三大投行都被撇在了一边，即使企业处于危机时期，这些权利是否应该由政府来行使，也值得商榷。

    　太子奶出现危机，并非由于经营不善，主要是资金管理不当造成了资金链断裂，其生产经营秩序并未出现混乱。

    　有人士分析，政府若要插手太子奶一事，也不应主导经营，经营团队仍应保持原样，既可稳定原有经营者情绪，政府也不至于因经营问题泥足深陷。即便托管经营，摊子也不宜铺得太大，株洲一地的厂房和设备即已能够满足当时市场所需。将托管区域扩散至北京和湖北，最终造成管理半径过大，人员失控。

　　事实上，正是文迪波与李途纯，一人负责经营，一人负责清理旧账，在那段看似各司其职、边界清晰的时期，太子奶的原始账务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管理人只能依靠债权人提供的债权证据确定债权。

    　再溯及前端，本来赌输了的李途纯，股权本已依照对赌协议交给三大投行，但因李途纯相求，株洲市政府出面要求三大投行交出李途纯赌输的股权，交还给李途纯，株洲市政府则获得这部分股权的质押。

    　鉴于此势头，三大投行未踏入长沙，要求在黄花机场完成谈判，而地方政府以一种过度保护当地企业和企业家的形象出现，以长远来讲，对当地的投资环境是一种伤害。

    　然而，面对自己挺身护卫的企业家，地方政府却一改强势姿态，诸番向李途纯的妥协，更显现出地方政府在政商关系中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