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居民对食物品类的需求欲望，受他们常在电影中看到的、在报纸上读到的、在广告中听到的影响，施加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消费的商品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这种影响拖拽他们进入更高的食品品类层次，产生“拖拽效应”。

    　厂家总能找到办法降低成本和价格，以迎合这种需求。但低价格、低成本最终导致产品品质下降，消费者却无法识别。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拖拽效应”滋生伪劣食品，这些伪劣食品由于低价优势，扎根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地区市场，在监管不力的市场上不断渗透扩散，倒逼大型食品企业的产品价格。

    　小农式作坊是中国食品生产的主力，在最前沿也在最基层。即使双汇、三鹿这样的现代化大型集团，根基仍深植于小农作坊。不管地沟油、药物豆芽还是三聚氰胺，真正执行作假的也正是底层生产者。他们并未取得暴利，但仍选择作假，一方面由于监管低下，另一方面，相对没有利润，有利润就等于暴利！

    　首先，全民性“拖拽效应”造成伪劣兴起。在连锁化、规模化、公司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下，生产者面临的监管和自身的机会成本都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但根植于小农作坊的大型企业却可以把风险分散并下放，大型食品生产厂商不断降低采购价格，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奶农、养殖户、馒头工厂，从相关事件最终处罚上，也能清晰看到风险是如何分散的。

    　其次，中国人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生活中的垄断性产品。这些垄断性因素议价能力强，而中国食品生产者分散、弱小，议价能力低下。此消彼长，食品花费是所有消费品中最难提高的。同时，压低恩格尔系数利于赤贫人群的生存，有利于稳定的目标。

    　再次，面对通货膨胀压力，地方政府要保持物价平稳，维持社会稳定，却不能动基础性的油价、电价、房价和房租，食品价格由于影响广泛，成为各地政府完成物价任务、获取政绩收益的重点打压对象。政府不必要和不正确的干预，扭曲了各生产要素的报酬，增发货币和刺激经济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成本最终却强制性加在最具市场定价和充分竞争性的行业上。

    　更有甚者，老百姓购买食物付出的钱中，多数被流程中各个利益方通过物流费、高速公路费、油价及超市地租获取，真正到达生产者手上的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