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猪肉价格如坐上火箭，直线拉升，谁应该为高攀不起的“二师兄”负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将矛头指向环保。
11月30日，在第五届中国环境社会治理研讨会上，100多名专家和地方代表，围绕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社会治理、法治变革、体制改革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参会人员更是对环境与经济关系最近出现的一些杂音、不正确舆论表示了担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由于环保受关注度高，近年来，环保无疑成为了最容易被利用的“背锅”对象，比如：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大被指是环保督察关停企业所致；部分企业员工失业被认为是环保限停产造成的；猪肉价格上涨被指是环保划定禁养区导致的等。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为讨论的焦点：环保能不能退？
参与此次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有中央机构编制研究会、中华环保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有江苏省宣教中心、浙江磐安政府等地方政府部门。会议上，大家发言中对环境与经济关系最近出现的一些杂音、不正确舆论表示了担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环境治理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任何一个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的转型国家一样，正处于社会风险的高发期，环境保护领域是社会风险的高发领域，要防止社会风险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政治风险。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环保督察、环保执法的日益趋严，让很多长期违法生产的企业感到不适，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一些长期违法排放、达标整改无望的企业被强制关停，引起了社会热议，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不断。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曾多次跟随环保督察组奔赴地方进行现场督察，几乎每一个被要求强制关停的企业，其生产现场的环境状况都是“惨不忍睹”。比如在河北某地的一家冶炼企业，属于家庭作坊式，共有员工10余人；前面一栋楼是办公楼，后面院子里搭个棚子做冶炼车间，大量冶炼后的废料随处丢弃，车间没有任何的环保设施，现场充斥着一股刺鼻的味道。督察组现场检查后，要求改企业上马环保设施，达标排放后才能继续生产，而企业负责人在了解设施成本后，认为投资不划算，自己提出考虑直接关停企业。
多位业内专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些企业的存在对环境破坏很大，它们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生产，一旦要求它们达标排放，这些企业的生存空间会被大幅压缩。但是，如果纵容这类企业继续违法生产，一家企业受益的背后是全社会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为其环保买单。
与此同时，一些狠抓环境保护、倒逼企业转型的地区，也越来越尝到环保的甜头。以浙江长兴为例，通过环保倒逼将一度污染严重的铅蓄电池企业从175家整合成16家；结果是，产值增加超过13倍，税收增长超过9倍。
为此，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庆杰、美国能源基金会刘欣主任等一批专家认为，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共识，否则前功尽弃而且会影响全面小康目标实现。
猪肉价格上涨，环保该不该“背锅”？
由于环保受关注度高，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各种经济、社会等问题都会简单归咎于环保，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今年以来的猪肉涨价。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王华说，最近看到报道，部分人觉得搞环保导致了生猪存栏数大幅度降低、猪肉涨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对话互动机制平台的话，这种误会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环保不应该为此“背锅”。王华分析，一方面从时间上讲对不上。禁养区规模化畜禽养殖限制工作绝大部分在2017年完成了，而2018年全国生猪存栏量达到4.28亿头的高峰，2019年后才出现生猪存栏量大幅度下降。一方面从数量上也对不上。2017年前根据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动物防疫法、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禁养区清理导致的生猪存栏量净减少约3000万头；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2019年9月比2018年底净减少1.2亿头，有时一个季度净减少5000多万头，这绝不是禁养区清理所能导致。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生猪存栏数量分别为：4.15亿头、4.09亿头、4.29亿头、4.28亿头，同比变化波动在-3.0%～1.0%之间。而进入2019年后，波动的幅度在快速增加，截至2019年3月底、6月底、9月底生猪存栏数量分别为：3.75亿头、3.48亿头、3.07亿头，同比变化分比为：-10.1%、-15.0%、-28.5%。
重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秦鹏教授从重庆等地调研实际反映，猪肉涨价主要是猪周期叠加了非洲猪瘟等因素，环保不是推动因素，但是地方基层往往以环保执法或者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应对为借口，对生猪养殖等简单一禁了之，有时也有局部扩大化。
有业内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应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过去对于非洲猪瘟疫情，有些地方和部门长期遮遮掩掩，反而导致公众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