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两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为人民幸福而发展，这是一个最好的经验，也是最深刻的教训”。谈到社会矛盾问题时，他说发展不能以牺牲群众的当前利益为代价。（《新快报》1月17日）
　　“受考验的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社会矛盾。”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这不仅是广东所面临的考验，也是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而社会矛盾也与日俱增。这是我们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发展经济本是为了使民众生活更幸福，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发展模式中，一些地方官员更多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总觉得有些民生问题可以放一放，似乎发展起来了这些民生问题就都解决了。事实上，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屡屡爆发，民生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发展也相应受到了影响。
　　当社会建设在许多方面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时，民众的社会诉求就会越来越多。像广州出现的“口罩男”、“光头哥”、“举牌哥”，反映的都是一种社会诉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同社会群体的民主意识也在相应提高，这也是当前社会矛盾愈发凸显的内生动力。
　　早有学者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首先是经济主体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所派生出来的。比如，有些地方因为追求GDP，就给资本以“特权”，这必然产生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环境灾难，导致两级分化和所谓的“仇富”。其次，官商勾结加剧了社会矛盾。比如，一些掌握着经济资本的企业家通过金钱来换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参与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参与管理政府，政府、政策、法律久而久之就可能沦为“资本家”的机器！
　　认识到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以发展经济来化解社会矛盾”的施政思路就该有所纠偏。而办法之一，就是进行社会建设。
　　当下中国的社会建设，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太强大，以至形成“社会全能政府”。不少地方政府有意阻止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致社会缺少自治力量和活力。
　　在这方面，广东早有领悟。月初，在中共广东省委全会上，汪洋就表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一些鲜活的例子表明，民众确实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广东将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转移过去。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