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货币信用膨胀之势却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银行信贷规模严格受控的表象下，非信贷类融资规模迅速扩张。2012年全国社会融资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5.8万亿元，是2007年的2.6倍多。

　　在于学军看来，这种调控直接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是“规模控制”的效应成疑，客观上还起到催生“影子银行”膨胀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是货币信用的不真实反映。银行为了规避“规模控制”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要求，将大量风险资产转为表外，这不仅直接影响信贷活动的真实性，而且还会影响到货币供应量的真实统计。

　　　　经济泡沫化三个指标

　　“我曾做过一次预测，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时间大约发生在2013-2014年，或者再后延一些时间。此事过了两年，在不知不觉中便来到了2013年，并且我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增长困难等问题，银行业风险事件不断爆发，不良贷款明显反弹，商业银行感到压力很大。”于学军告诉记者。

　　在《全球视角：中国宏观经济解析（第四版）》中，于学军梳理了中国经济泡沫化主要三个指标，分别是经济货币化指数高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攀升；PPI和CPI长时间背离。

　　从经济货币化指数（即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之比）看，2012年中国已达188%，并且仍处于持续的上升之中。而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日本最高为241%，其次是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分别为175%、164%、158%和103%，美国则更低，为90%。

　　“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2012年中国首次突破70%。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一定时期出现投资率较高的情况，应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期持续过高却是经济增长不平衡、不健康的反映。”于学军表示。

　　于学军进一步向记者指出，自2012年3月伊始，中国的PPI指数至今已连续19个月出现下降，而同期CPI却长期保持顽强的上涨之势，两者之间如此长时间的背离现象，在历史上还未曾出现。

　　“这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产能出现长期过剩现象，企业生产形势并不景气；在持续的“去产能化”“过程中，通胀压力却挥之不去，足见货币信用膨胀之严重性。”他称。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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