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保持长期高速发展态势，背后就是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支撑。但到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这个模式被打断了。”11月8日，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直言，为了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但这种增长模式的转变，背后却需要货币信贷扩张来支撑，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以及经济泡沫化。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泡沫化主要反映在三个指标上，第一个是经济货币化指数高企；第二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攀升；第三个是PPI和CPI长时间背离。

　　于学军在其最新出版的《全球视角：中国宏观经济解析（第四版）》一书中，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在货币信用的管理上，存在‘货币太松、利率过高’这样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当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货币信用膨胀

　　“上述经济增长模式不经意间发生的变化，反映在经济增速上好像并不明显，但内在结构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于学军认为。

　　他称，以外贸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会因出口创汇而源源不断地带来巨额现金流；而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其自身产生不了现金流，只能以银行不断扩大的货币信贷和其他负债来支撑和维持。

　　“政府融资平台迅速崛起，成为这样一种模式转变的标志。政府融资平台投资一般是公益性或半公益性产品，效率并不高，所以这类投资只能依靠不断扩大负债来维持。”于学军对记者称。

　　反映在货币信用上，就是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快速膨胀。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短短不足五年内，我国货币信贷的投放总量大大超过解放以来前58年之总和，货币超发、信用膨胀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

　　于学军在《全球视角：中国宏观经济解析（第四版）》一书中进一步阐释，关键问题不仅在于2009年本外币贷款当年巨增10万多亿元，而且在于从此将中国的新增贷款额推上一个“高台”。

　　更为重要的是，2009年在新增贷款成倍扩张之后，中央银行又祭出 “规模控制”办法，用以严控当年新增贷款规模，这使2010年之后中国每年的新增贷款额看起来的确得以控制，从未超过2009年创造的10万亿元大关。